只有这种改变才能使得中国走上基于国内消费者市场而非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

第四，不顾方案完整性错误推进改革的风险。如果期待被逐步满足，那么种种期待将顺利转化成对改革的支持，在期待与改革间形成良性循环：改革满足期待，期待得到满足导致民众支持改革，新的改革进一步推进，新的期待进一步得到满足。

任何改革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改革可能适得其反。以此分清轻重缓急，科学规划改革进程，将各项改革议程有序分布在规划期内，让民众期待时时有满足，进而将对改革的热切期待转化为支持改革的持续动力。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改革落后于民众预期而导致民众失望甚至绝望和反对的风险。既不能冒进，也不能落后。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预防改革过快即冒进与过慢即滞后的两种风险。

对改革者而言，期待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既要因应社会需求，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成熟一项，改革一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执政理念，适应了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

2001年国家经贸委下属的九个国家局被撤销。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集体资本、民营资本等社会资本将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参股国有企业，参与到对国有资产的治理进程。从当前全国人大组织结构上看，专门委员会偏少，对政府部门监督职能有待完善。积极引导多元力量参与国资治理，让一切能够提高国资治理水平的劳动、知识、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一方面，根据法定程序吸收国资国企治理领域专业人士加入，体现专门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履行国资治理领域的立法提案权和议案审查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强调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完善国有资产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处于第三层的国有企业则定位于国有资产的具体运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践行理念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初次提出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想。

各省（区、市）和部分市（地）也相继组建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另一方面，不断健全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体系和运作机制，确保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对国资委体系监督的规范性与合法性。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切实发挥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的作用。进入专题： 国有资产 。

坚持用法律、规则、程序来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权责界限，避免国资委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部门的行政随意性，保证在国有资产治理中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对于国有资产的善治。国有资产从管理向治理变革，将形成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克服传统的国资委—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中政资不分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于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探索，对国有资产监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我国，国有资产大体上可以分为企业、公共产品、金融资本、资源等四种基本形态，其中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经营的重要载体，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国资委要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和其共建一种新的国资委体系，实现出资与监管职能的分离与整合，确保出资人的多元与监管者的统一并行不悖。其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作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述。将这一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国有资产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器，也将成为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

国资委这一机构体系也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建议全国人大适时启动对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修订，在法理上明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保障全国人大依法对国资治理的履行监督职能。

国有资产治理的新方向国有资产管理是指对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各类资产的经营和使用，进行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控制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制度带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

因此，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向治理转变，必须在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下，以协商、合作和民主的方式，按照法治精神构建一套相互耦合、系统配套的国有资产治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国资委要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处理好抓与放的问题，凡是和国有资本出资人有关的事情，都要落实自身作为终极出资人的职责严格地抓起来，确保资本监管不缺位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两者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半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直接或者间接受制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作者：Panos Mourdoukoutas 译 刘少宇 校 丁盈幸 进入专题： 希腊式危机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这就发生在2011年的希腊，当时，该国的半苏联模式崩溃，拖垮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政府--缺少资源无力资助它在其经济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当涉及到系统性信贷危机的可能性时，中国的情况犹如雪上加霜。国有银行直接贷款给政府所有企业，通常会展开一些列的公益活动。

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此类事件的发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长，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不是欧元区一个小国家。以及房地产开放商，他们既是引发该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也是推动与之相关的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多年来，中国和希腊一直存在一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帮助塑造现代世界的悠久历史文化。/ 其二，政府同时拥有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所有权是集中信贷风险，不是分散，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贷崩溃，希腊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国的政府还涉足其各自的银行业--掌控几乎所有主要银行，并通过政治命令，而非市场力量，实行信贷配给。现在，想想希腊经济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这种情况将整个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且放大--并分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导致"算盘银行"--银行家们对资金进出银行的常规监测未能管理与传统银行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希腊债务的"减少"之所以对希腊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由政府掌控的银行和养老基金是一般政府和政府所有企业的债权人。

  本周，当全球商界和政界的领袖齐聚瑞士达沃斯-克罗斯特斯(Davos-Klosters)参加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会被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提到：全球经济将要面对又一场希腊式危机吗？ 我急于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是一场希腊式危机的合格候选对象，那它一定是中国。后果是什么？银行最终将背负大量的不良的贷款--正如我在《日本和中国算盘银行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bacus Banking In Japan and China）一书中所探讨的。

你会明白中国金融危机可能会是更大规模的希腊式危机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贷款给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大家皆大欢喜，直到有些人必须要付账。

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作为所有者、投资方、企业家和管理者涉足公用事业、电信、交通和能源，从而维持低效率企业的持续运营，这种现象在中国更为普遍--其政府是国有企业（SOE）和乡镇企业（TVE）的直接所有者--生产诸如钢铁、洗衣粉、铝和厕纸等各种各样的商品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